天津, 初名直沽寨, 簡稱直沽, 稱天津則始于明朝初年。1398年朱元璋病死后, 皇族內部發生奪位之爭。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誓師北平, 經過靖難之役, 終于攻占南京, 奪取帝位, 改元永樂, 是為明成祖。明成祖朱棣以南下之師由今天津地方渡過海河, 為了紀念南下戰爭的勝利, 特賜名直沽為天津, 意思是“天子渡河的地方”。1404年筑城置戍, 故城在今天津市獅子林橋西端舊三汊口附近。1421年明成祖遷都北京后, 天津成為京師東南轉漕戍守重地。朱棣在鎮守北平時, 把從家鄉安徽尤其是鳳陽府一帶征招的士兵安置在天津地區戍邊屯墾。聚集在那里的士兵和家屬數以萬計, 他們后來多數定居于此。而今宿州市就是當年燕王鎮守北平招兵的中心點, 今天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宿州方言, 以至天津人到了安徽宿州一帶, 鄉音充耳, 竟無身在異鄉之感。
古代天津商業的發展, 吸引了很多外地商人來津經商, 徽商即是其中之一, 主要從事鹽、茶、文房四寶等行業, 并建立了安徽會館, 對促進天津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在近代, 隨著淮系集團的進駐, 大批安徽人來到天津, 他們在這里建功立業, 創建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 興辦了一些新式學堂, 推動了天津地區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 為天津地區的近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李鴻章推行天津近代化
李鴻章自1870年起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職, 長達20多年。他每年于海口春融開凍后, 移駐天津, 冬令封海再回駐省城保定。天津如遇有緊要事件, 亦不拘封河回省之制。天津“地當九河要津, 路通七省舟車”, 既是京師門戶, 又是洋務、海防要沖, 位置重要。作為晚清洋務自強運動中堅的李鴻章在天津推行了多項近代化建設。
近代企業1870年, 李鴻章接管了由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制造局, 并加以整頓擴充, 添購機器, 增蓋廠房, 充實役匠, 抽調滬局督辦沈保靖總司其事。津局所生產槍炮、子彈、火藥等軍火產品, 供應直隸淮軍、關外征防各營及調援外地之淮軍, 并協濟各省。天津機器局也成為晚清四大軍工企業之一 (其余三個為上海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 , 是天津近代工業的開端。李鴻章隨后還創辦了天津行營機器制造局、天津電報總局、天津鐵路公司、老龍頭火車站 (今天津站的前身) 及鑄錢廠、水泥廠等一批近代軍工、民用企業。淮系集團成員如朱其昂、楊宗濂等在天津創辦的民用企業貽來牟機器磨坊、天津自來水公司等, 也得到了李鴻章的支持。
陸路電報線1877年, 李鴻章命天津魚雷學堂洋教習英國人拜提架設天津機器局東局 (城東賈家沽) 至直隸總督天津行館 (在天津東北門外) 之間的電報線, 長約16里, 由閩、粵學生充當操作員, 往復通信, 方便迅速。李鴻章在給下屬劉秉璋的信函中笑稱:“數百十年后, 必有奉為開山之祖矣。”1879年, 李鴻章在天津魚雷學堂洋教習的幫助下, 架設了一條由大沽、北塘海口炮臺至天津之間的軍用電報線, 長約100里, 于當年6月開始使用, “號令各營, 頃刻響應”。1880年9月, 李鴻章在《請設南北洋電報片》中指出, 用兵之道以神速為貴, 西洋各國除講求槍炮之外, 水路有快輪船, 陸路有火輪車, 如今又有電報之法, 使得“海國如戶庭”。中國自北洋以至南洋, 調兵運餉, 事事重要, 應盡快設立電報, 以通氣脈。李鴻章這一架設天津至上海之間陸路電報線的請求, 迅速得到朝廷批準。當年10月, 在天津設立電報學堂, 聘請丹麥技師來學堂教習發報工作;并在天津設電報總局, 于紫竹林 (天津租界) 、大沽口、濟寧、清江、鎮江、蘇州、上海設分局。津滬線于1881年4月動工, 12月底鋪成, 正線、支線共長3000余里。以天津為起點的電報線還有:1883年架設的天津至通州線, 長180余里, 1884年拓展至北京;1884年架設的北塘至山海關線, 經蘆臺、樂亭、昌黎, 全長400余里, 由署理直隸總督、安徽合肥人張樹聲主辦;1885年架設的天津至保定線, 長300余里。
郵政建設1878年, 海關總稅務司洋人赫德指派東海關稅務司洋人德璀琳在北方各口岸的海關籌辦郵務, 試辦華洋書信館。這一行動得到了李鴻章的支持, 并致函總理衙門推薦德璀琳。華洋書信館以天津為中心, 在北京、天津、煙臺、牛莊、上海五處, 仿照西洋辦法, 試辦郵政, 管理海關、使館郵件, 兼收民信。在天津和大沽及京津間設立了海關騎差, 在天津至牛莊、煙臺等地開辦了冬季陸運郵件的業務。同年12月, 海關發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套以大龍為圖案的郵票, 面值分為銀一分、三分、五分三種。后來, 在天津法租界內設郵政總局, 天津德、英租界以及北馬路、大經路等都設有分局。
鐵路建設開平礦務局成立后, 為便于運煤, 李鴻章批準修建位于灤州開平西南之唐山至胥各莊之間的輕便鐵路, 1881年6月建成通車, 長約20里。有了這條鐵路, 即可連接蘆臺河流而入渤海灣, 東至秦皇島以海運至上海, 西至大沽以達京津等處。唐胥鐵路最初是用騾馬在軌上拖車, 后來英國人金達利用開礦用的舊鍋爐暗地里制成一輛機車 (被稱為“中國之火箭”) , 幾經周折后, 終于取代騾馬。1887年, 唐胥鐵路從胥各莊延至蘆臺, 改稱唐蘆鐵路。同年, 李鴻章在天津設立天津鐵路公司, 以安徽建德人 (今東至縣) 、津海關道周馥為督辦, 擬將唐蘆鐵路接至天津, 名為唐津鐵路, 或稱津沽鐵路, 并于1888年建成。從唐山至天津, 全長約260里。當年10月9日, 李鴻章前往查驗, 深感滿意。他說:“自天津至唐山鐵路, 一律平穩堅實, 橋梁、車軌均屬合法。除停車檢查工程時刻不計外, 計程二百六十里, 只走一個半時辰, 快利為輪船所不及。”李鴻章還計劃將鐵路接修至通州, 但由于朝廷內部頑固派的激烈反對而作罷。后來, 李鴻章將唐津鐵路接修至灤州的林西鎮, 1890年又展修至山海關路段, 1894年林西至山海關的200多里鐵路建成通車。李鴻章校閱北洋海軍后, 從山海關乘火車回天津, 稱山海關至天津“六百余里, 半日而達, 極為便速”。
大沽軍港天津周圍共有72沽, 如塘沽、大沽、葛沽、咸水沽等, 其中大沽地理位置頗為重要。北洋海軍成立后, 為保障海軍兵力駐泊與機動, 李鴻章展開營建基地的巨大工程, 1880年初開始籌建大沽船塢, 年底初步完工。大沽處在天津外圍, 除船塢、炮臺而外, 還有許多重要的海軍機構, 如天津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及魚雷營、水雷營、電報局、電報學堂、貯煤處、海軍醫院、北洋醫學堂等。天津因有天津機器局和大沽船塢, 而成為北洋海軍的重要軍火生產基地和艦隊維修基地。
新式學堂為培養洋務人才, 李鴻章還在天津建立了新式學堂, 延聘洋教習, 開設近代科學課程, 培養專門人才, 如天津魚雷學堂、天津電報學堂、天津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天津醫學堂、天津總醫院 (內設西醫學堂、施醫院、儲藥處) 等。其中天津武備學堂規模最大, 是根據盛軍統領周盛傳等人的建議而設, 以培養陸軍人才為主, 規制略仿西洋學堂, 聘請德國軍官教練, 學生主要學習天文、輿地、測繪、算化諸學, 炮臺、營壘諸法, 操習馬隊、步隊、炮隊及行軍布陣、分合攻守諸式, 并兼習經史。日后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的骨干將領, 大多數是這個學堂的畢業生。
周盛傳筑天津新城
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后不久, 考慮到津沽形勢緊要, 檄令合肥人周盛傳統領的盛軍馬步20余營從山東濟寧調駐天津青縣馬廠, 作為拱衛京畿之師。盛軍由同治初年的淮軍盛字營發展而成, 士兵多為兩淮子弟。移駐天津之后, 盛軍除平時操防訓練外, 還投入到修筑河堤、屯墾筑城等工作之中。
周盛傳在考察了大沽、北塘海口及天津各處形勢后, 向李鴻章建議, 在明代故城的基址上, 修建天津新城, 設險屯兵, 旁控大沽、北塘。在得到李鴻章的首肯后, 周盛傳督率所部兵勇幫做工程, 并將朝廷歷年欠餉共白銀5.5萬余兩捐作工程經費, 于1873年4月破土興工, 凡有興作俱仿“泰西新法”, 歷時兩年建成, 內外兩城, 大炮臺三座, 小炮臺71座, 并在新城內修街道、辦學校, 吸引外地商賈前來貿易。
周盛傳在督辦新城之際, 往來于天津與馬廠之間, 看到津南靜海一帶有空闊濕地100余里, “潮日兩至”, 可改為水田, 主張開荒屯田, 并選擇津南洼地潦水套, 來圍灘造田, 此即后來的新農鎮, 亦稱小站。1874年, 周盛傳督率將士疏浚葛沽下引河20里, 修建閘座, 引淡水灌田, 得良田萬畝, 當年秋后即略有收獲。1875年, 周盛傳留馬隊駐馬廠, 其余各營移駐新農鎮, 開始大面積屯墾。在六年時間里, 從小站到大沽口開挖新河90里, 開辟支河數十條, 上接南運減河, 引淡水去咸水, 成稻田6萬余畝, 并從家鄉引進稻種, 請來有著豐富經驗的老農, 盛軍士兵多來自江淮之間, 很快掌握了種稻技術并向當地人民傳授。自此以后, 品質優良的“小站稻”就在華北一帶名聞遐邇。盛軍屯墾的小站由于兵精糧足, 后來也成為北洋新軍練兵基地。此項工程浩大, 既有利于國計民生, 又鞏固了海防。周盛傳去世后, 天津士紳感其恩德、“遺愛在民”, 捐款為其建祠。這就是位于今天津三條石大街附近的周公祠的來歷。
周馥家族引領天津工商業的發展
安徽建德縣人周馥, 自1861年入李鴻章幕府, 相隨李鴻章40余年, 號稱李氏大管家。1865年因功以直隸州知州留江蘇補用。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的次年秋天, 永定河洪水大漲, 決口30余處。李鴻章函召周馥來天津襄助, 事成后, 周馥以道員身份留在直隸補用。1874年, 周馥連續治理津門入海金鐘河、北運河筐兒港減河及通州潮白河, 設立文武汛官防守。當時天津頻遭水患, 豪雨為災, 民眾怨憤。據《字林西報》報道, 當地老百姓把這些都怪在李鴻章頭上, 甚至抱怨說, 李大人至此, 不是大雨就是洪水。李鴻章也因蒞直幾年迭遭洪水而焦頭爛額、心力交瘁。周馥上書建議在南北運河上游要隘開辟減河泄洪, 并在南運河下游開屯田。后來盛軍統領周盛傳接受了這個建議, 開通減河, 灌溉小站, 辟營田數千頃, 利用至今。1877年, 周馥任永定河道, 當時滹沱水患, 周馥親歷沿河10余縣查看, 擬定了治理方案, 后因財力不支未成。1881年周馥署津海關道, 次年兼署天津兵備道, 1888年任直隸按察使。1890年7月, 天津等地連日大雨狂風, 永定河兩岸、南北運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堤先后漫溢決口多處, 上下數百里一片汪洋。周馥因治水有名, 又被派督永定河。在查看災情后, 他在河北岸采用巨石護堤法, 以衛京師。此后北岸無溢決。朝廷為嘉獎周馥, 授予他頭品頂戴。1892年, 周馥又在盧溝橋南減水河建石壩防洪, 很有成效, 此后18年間僅決口一次。周馥后相繼任直隸布政使、護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周馥在天津任職30年。1902年升任山東巡撫, 1904年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 1906年授閩浙總督, 未即行, 又改任兩廣總督。1907年致仕。
周馥也很重視教育。他在任天津道時, 幫助創立了天津武備學堂;任直隸布政使時, 創辦了保定大學堂。
周學熙是周馥第四子, 曾兩任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 任職期間首次提出劃分國家稅、地方稅。但他一生主要是經營實業, 而天津則是他從事經濟活動的重要基地。
創設銀元局八國聯軍侵占天津后劫掠了大量白銀, 毀壞了天津機器局造幣廠, 造成天津市面銀根奇緊、制錢奇缺。1902年8月, 袁世凱接收天津后, 任命周學熙總辦北洋銀元局。在既無設備, 又無廠房的情況下, 周學熙經過精心構思, 日夜督工, 僅僅72天, 就開工鑄出當十銅元150萬枚, 不僅緩解了市面制錢緊缺的局面, 也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袁世凱“因詫其神速, 推為當代奇才”。
總辦直隸工藝局1903年周學熙奉派到日本考察工商幣制, 認為日本的富強在于“練兵、興學、制造”, 中國要富強也要如此。回國后, 他主動要求擔任直隸工藝局總辦。該局的職責是“括全省工學界之樞紐”, 除管轄附屬津埠各官辦學校、工廠外, 于本省各屬之興辦工學皆有提倡、保護之責。總局先后辦有實習工廠、勸業鐵工廠、高等工業學堂、教育品制造所。在發展實業中, 他把工藝局辦成了北洋官營實業的樞紐。從1903年至1908年, 他為所興辦的實業提供直接的財政資助達2088520兩銀。這期間, 周學熙名聲大振, 晉官加爵, 先后被任命為通永道、天津道、長蘆鹽運使、直隸按察使, 但他始終兼職工藝局。
重振啟新洋灰公司1905年袁世凱委任周學熙為天津官銀號督辦。他上任后對該機構進行了整頓、改組, 通過各種渠道積聚資本, 又將資本以信貸方式投放于工商企業, 其中就有啟新洋灰 (水泥) 公司。1906年7月, 周學熙經過多方交涉, 終從英國人手中收回了啟新洋灰公司。周看到洋灰的發展前途非常大, 就將該廠原有資本壓低估價為銀洋7萬多元, 從天津官銀號借款將資本全部購買。一邊生產, 一邊招商集股, 集資100萬元, 便將原借款歸還, 將這一官營企業變成了私營企業, 改名為啟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 總管理處設在天津。周學熙在經營啟新的過程中, 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使公司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到1922年, 啟新公司有4700多名職工, 年產洋灰150萬桶。
組織灤州礦務公司%在無法收回被英國人騙占的開平礦產的情況下, 周學熙在袁世凱的支持下, 決定在其旁邊開設灤州礦, 走以灤收開的路子。1907年灤州礦務公司成立, 實招股銀300萬兩, 管理處設在天津。但灤礦開辦后, 在與開平的競爭中遭遇很多困難, 被迫與開平礦聯合, 于1912年6月成立開灤礦務總局。周學熙因未能實現初衷, 就不再在新公司任職。
創辦紗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棉紗、棉布價格飛漲。但華北像天津這樣的大城市, 除了一家只有5000錠的模范廠外, 竟沒有一家大型紡織企業。周學熙決定創辦紡織企業, 聯合灤礦、啟新洋灰公司的股東, 組織華新紡織公司。開始準備官商合辦, 因官場派系斗爭, 受到排擠, 便退回官股, 實行商辦。1918年華新天津廠正式投產。開工生產后, 因當時原料充足, 棉賤紗貴, 獲利頗豐, 1919年獲利140萬元, 到1922年共贏利413萬元, 超過資本一倍以上。它奠定了天津紡織工業的基礎。華新紡織公司還先后開辦了青島廠、唐山廠、衛輝廠。
創辦中國實業銀行周學熙認為, “國家所賴以開浚利源者, 厥為實業, 而實業之能否發達, 則以銀行之能否設法輔助為斷。我國商業銀行雖日漸增設, 而實業銀行尚付闕如”, 決定創辦一家銀行。1919年4月, 中國實業銀行招股收足350萬元, 總行設于天津, 周學熙兼任總理。該行是當時規模較大的商業銀行, 與周氏經營的企業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到1924年, 周學熙以年老多病, 辭去了各項職務。但為了保護周氏資本集團不被瓦解, 復組織實業總匯處, 由啟新、灤礦、華新組成。后因內部矛盾, 次年改為實業聯合會, 1927年又改為名存實亡的實業協會。
周學熙家族民國年間在天津經營實業的一個重要人物是周叔弢。他是周學熙長兄周學海的兒子, 先后參與創辦了華新青島廠、衛輝廠、唐山廠, 還在灤州礦務公司、啟新洋灰公司、耀華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廠兼任職務。天津華新紗廠由于實行包工制度失敗, 以及派系之爭的干擾, 多年生產、經營不善。1928年, 董事會委派周叔弢為經理, 于是他兼任唐山、天津兩個華新廠的經理。上任后, 他知難而進, 改革了一些不利于生產的陳規舊制, 恢復了該廠暢銷華北的“五子”牌紗的質量和聲譽。隨著華北危機的加深, 日本經濟侵略加劇, 到1936年日商先后控股、收買了華新唐山廠、天津廠, 周叔弢也就離開了這兩個廠, 在天津閑居。1945年7月, 周叔弢任啟新洋灰公司的協理, 日本投降后升任總經理。他帶領該廠度過了艱難的時期, 并與廣大職工一道, 為迎接天津解放做出貢獻。1950年出任天津市主管工商業的副市長, 受到毛澤東的接見。1954年他率先將所經營的企業實行公私合營, 并擔任公私合營啟新洋灰公司董事長。國家對私營工商業實行贖買政策后, 他將全部定息上交國家。他擔任天津市副市長長達16年, 盡職盡責。1983年6月在全國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副主席。1984年2月逝世。
孫家鼐家族在天津創辦近代工商業
安徽壽縣孫家鼐家族在天津經濟活動的開創者是孫家鼐的兩個侄孫孫多鑫、孫多森。他們原在上海投資興辦大型面粉企業阜豐面粉公司。1905年、1907年先后應袁世凱的邀請, 來到天津, 協助周學熙經辦直隸官銀號, 后又協助周學熙創辦啟新洋灰公司、灤州礦務公司。但孫多鑫在1906年底便去世了, 孫家在天津的事業主要由孫多森經營。孫多森在清末任過直隸勸業道。民國成立后, 曾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 不久被革命黨趕下臺。不久, 任中國銀行首任行長, 任內頗有建樹。1914年6月, 他發起成立通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并控制了該公司, 將其變成了實質上的家族企業。通惠公司成立后, 他以此為基礎籌辦中孚銀行。1916年11月7日, 中孚銀行正式開業, 總管理處設在天津, 直到1930年才遷往上海。中孚銀行不僅是我國開辦較早的商業銀行, 也是我國最早經營國外匯兌業務的商業銀行之一。該銀行不僅幫助了孫氏家族企業, 對我國民族工商企業也有很大支持。如天津仁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資金困難、銀行逼債的情況下, 中孚銀行果斷援手, 給以資金支持, 使該公司重獲生機。該公司也由生產、出口地毯擴展到粗紡毛呢、精紡呢絨、毛線和麻紡等多個產品。孫多森的侄子孫晉方后長期任該公司董事長。
1919年孫多森去世后, 孫家事業的主持人是孫多森的幼弟孫多鈺, 他1899年留學美國, 1909年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孫多森去世后, 他接任通惠實業公司、中孚銀行的總裁, 并長期擔任這兩個企業的負責人, 為這兩個企業的發展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特別是中孚銀行, 幾經波折, 先是由于日本侵略, 一些分支行被迫關閉, 1946年又遭遇停業風波, 但在孫多鈺的斡旋下, 終于化險為夷, 直到解放初期仍然是我國較重要的私營銀行之一。他還先后任啟新洋灰公司常務董事、灤州礦務公司副董事長, 后被選任開灤礦務局總經理。1923年1月至1924年11月曾任交通部次長。1951年4月在天津去世。
段祺瑞在天津為恢復共和發揮積極作用
安徽合肥人段祺瑞, 是清末北洋新軍的重要將領之一, 與王士珍、馮國璋并稱為“北洋三杰”。民國成立后, 歷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段祺瑞一生的軍政活動主要在北方, 而天津又是他軍政生涯的起點、活動的重要基地和做寓公的地點。
段祺瑞發跡于天津。1885年, 他考入了由李鴻章創辦的天津武備學堂炮科。1889年畢業后, 被派往德國軍事院校學習炮兵科, 并在克虜伯廠實習。1890年回國后, 他先后在北洋軍械局和隨營武備學堂任職。1896年, 他被袁世凱奏調到天津小站, 協助袁世凱訓練新建陸軍, 并任炮兵第三營統帶兼隨營學堂總監, 并由此奠定了日后他在北洋軍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民國初年的中國, 政局動蕩, 新舊勢力交替, 先后發生了袁世凱“洪憲帝制”和張勛復辟兩出鬧劇。在關乎共和制度這個大是大非面前, 段祺瑞作出了正確的政治選擇:他不顧身家性命, 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 遭到袁的冷遇;在反對張勛復辟的斗爭中, 段祺瑞在天津馬廠誓師討伐, 又為“再造共和”發揮了積極作用。由于北洋軍閥內部的矛盾, 1920年7月爆發了直皖戰爭, 皖系失敗, 段祺瑞再次下野回到天津。后與孫中山、張作霖結成反直聯盟, 并等待時機。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 推翻了直系曹錕政權。為應付局勢, 馮玉祥等計劃由孫中山主政、段祺瑞主軍。段祺瑞在孫中山未到之前, 與張作霖等召開了天津會議, 決定在新政府成立前, 暫組臨時執政府, 推段為臨時執政。11月21日段祺瑞離津赴京, 24日就任臨時執政。12月4日, 孫中山到達天津, 但時局已發生逆轉。孫、段的政見明顯相異。段祺瑞在這次執政期間, 于1926年3月18日縱任軍警在執政府門前屠殺請愿的學生, 造成三一八慘案, 段也因此下臺, 再次回到天津過起寓公生活。但他晚年保持了應有的民族氣節, 拒絕了日本侵略者的利誘。
應該說, 段祺瑞是一個毀譽參半的人物, 作為北洋軍閥的重要成員, 他力圖武力統一中國, 極力鎮壓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勢力, 多次掀起軍閥混戰, 但他為維護共和制度也確實做出了努力, 而天津則是他軍政活動的重要舞臺之一。
其他安徽人對天津近代經濟發展的貢獻
安徽人在天津創辦的企業, 延續時間最長的是壽縣人張益堂1852年創立的天津同仁堂, 至今已有150余年的歷史, 它也是迄今保存下來的天津最古老的中藥企業。張益堂是郎中世家出身, 從販運藥材起家, 積累了一些資金后, 便來到五方雜處、商賈云集的水陸大都會天津經營藥材加工。他及他的后人堅持誠信為本, 講究貨真———不弄虛作假, 工精———不粗制濫造, 價實———不蒙騙欺詐;堅持以仁待人, 善待伙計, 善待顧客, 善待周圍的人和事;堅持以義取利, 見利思義而后決定取舍;崇儒重教, 把儒家思想作為經營活動的準則, 視讀書為樂事, 教育并期望子孫學優入仕。經過張益堂及其后人的努力, 同仁堂終于成為聲名遠播的中華老字號。解放后,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 它走上公私合營的道路, 后又成為國有企業, 陸續生產出50多個準字號藥品, 為人民健康做出了貢獻。
合肥人龔心湛北洋政府時期曾任安徽省長、財政總長, 1919年6月暫代國務總理, 不久辭職。后又任內務總長、交通總長。1926年5月結束政治生涯。此后定居天津從事經濟活動, 主要是參與周學熙經營的企業。曾任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通益精鹽公司董事長、啟新洋灰公司總經理、耀華玻璃公司總董等職。他為這些企業的發展付出過大量的心血。日軍占領天津后, 他拒絕利誘, 保持了民族氣節。
阜陽人倪嗣沖曾追隨袁世凱, 任武衛右翼長, 督辦蘇、皖、魯、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參與鎮壓安徽的二次革命后, 任安徽都督、省長。1920年皖系戰敗后被解職。在安徽省任內, 他曾開辦繁昌益華鐵礦和南宿烈山普益煤礦, 賺取了巨額利潤。他看到投資紡織業利潤大、見效快, 便于1917年8月投資100萬元, 與王克敏等在天津創辦裕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今國棉二廠) 。1918年4月投產, 到1922年盈利達600余萬元。裕元紗廠是當時天津資本最雄厚、紗綻最多、獲利最豐的紗廠, 開天津大型紗廠之先河。倪嗣沖還與安徽蕭縣人徐樹錚等投資興辦了近代著名的私營銀行———金城銀行。該行1917年5月15日開業, 行址設在天津, 資本額定為200萬元, 實收四分之一, 即50萬元, 倪嗣沖投資17萬元。1919年10月資本增至500萬元, 到1922年3月收足, 其中倪嗣沖投資64萬元。在華北地區, 金城銀行與中國、交通和鹽業三大銀行并駕齊驅。倪嗣沖在糧食行業也投有巨資, 先在天津西站開辦了大豐機器面粉公司, 在壽豐面粉公司也占有一半投資。他還曾投資天津華昌火柴公司。倪嗣沖是在天津投資最多的北洋軍閥。雖然他積累的財富大都是依靠權勢搜刮來的, 但他投資天津的企業, 基本上是采用近代企業制度進行運作的, 對促進天津經濟發展及近代化建設也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總之, 近代天津為大量安徽人提供了發揮才能的舞臺, 這些安徽人又通過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推動著天津的近代化建設。近代天津可以說是我國近代化建設的一個大實驗場, 許多變革、創新都是從這里起步的, 一些安徽人在其中充當了先行者、試驗者。他們的不懈努力, 不僅推動著天津的近代化建設, 也為我國的近代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天津教案
張光藻（1815年-1891年）字翰泉，安徽省廣德縣人。清咸豐年六年（1856年）進士，歷任河北曲周、望都、寂縣、邢臺等縣知縣，正定府知府。同治九年（1870年）三月任天津知府。
張光藻在內憂外患、清廷大廈將傾之際出任直隸天津知府，深感治理之艱難，但他不計個人得失，堅決維護津民利益，敢于據理力爭，秉公辦事。
天津自開埠以來，法國人在望海樓建立教堂，使教士依仗教會勢力，收買和勾結地方無賴之徒，拐騙婦孺，作威作福，民怨日深。張光藻到任不久，即發生洋人乘馬直馳通街、踩死華人的命案。同年呷四月，法“仁慈堂”內幾十名中國兒童相繼夭亡，與此同時拐騙兒童屢屢發生，而拐犯也直供系法國天主堂所主使，并仗通商衙門的庇護，縣官不敢查究。對此，群情洶洶，已成眾怒難犯之勢。張光藻深感身為地方父母官，應愛護百姓，護良懲惡，稟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但崇厚卻拖延袒護，不予追究。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萬余名群眾聚集教堂門前，要求懲辦兇手，法國領事豐大業竟然到崇厚衙門咆哮怒 罵，直至開槍打死津人。侵略者的暴行，使積忿已久的群眾怒不可 遏，群起毆斃了豐大業，拋尸海河，并放火焚燒了天主、仁慈各教堂，這就是歷史上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屈服于外國侵略者的壓力，先令直隸總督曾國藩，又派中堂大人李鴻章到天津查辦。張光藻被發配黑龍江，兩年后獲釋歸里。他以詩抒懷，寫詩三百余首，歸里后，輯成《北戍草》和《龍江紀事》上下兩卷。他說：“是非曲直，藻不能辯，天下后世必有代為之辯者。”他相信歷史會為他作出正確的評價。